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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为什么不喜欢王阳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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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为什么不喜欢王阳明?

2018-11-12 21:48| 发布者: avatar| 查看: 204| 评论: 0
摘要: 文|刘绪义咸丰九年正月,曾国藩在军旅繁重的空隙,抽空做了一件大事,写成《圣哲画像记》,全文两千多字,是曾国藩文集中最长的一篇。文尾,他这样写道:文周孔孟,班马左庄,葛陆范马,周程朱张,韩柳欧曾,李杜苏 ...

文 | 刘绪义

咸丰九年正月,曾国藩在军旅繁重的空隙,抽空做了一件大事,写成《圣哲画像记》,全文两千多字,是曾国藩文集中最长的一篇。文尾,他这样写道:

文周孔孟,班马左庄,葛陆范马,周程朱张,韩柳欧曾,李杜苏黄,许郑杜马,顾秦姚王。三十二人,阻豆馨香。临之在上,质之在旁。

唐浩明先生说:“这篇《圣哲画像记》,可以看做曾国藩未成的《中国文化史》的提纲。”这里,就是曾国藩列出的古往今来他心目中的32位圣哲。我们发现,这中间并没有明代大儒王阳明。这是为什么?

曾国藩为什么不喜欢王阳明?

《圣哲画像记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。民国初年,湖南一师曾将它作为引导学生修身的课文,现今保持下来的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《讲堂录》中便有关于此文的记载。回到开头的疑问,既然《圣哲画像记》如此重要,可为何没有被称为“圣人”的王阳明?

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释,原因有三:

一是湖南士人自宋代湖湘学派创立起就奉程朱理学为正统,至清而不替。即使在乾嘉汉学极盛之时依然“务以程朱为宗”。因此,自明季以来,湖南历史上有影响的学者和书院也大都奉程朱理学为圭臬,排斥包手阳明心学在内的其他“异端”。在学术方面,岳麓书院就是代表。

岳麓书院是有名的四大书院之首,也是湖湘学派的重镇。既是官学背景,也有民间发明,在学术和思想上有着巨大的影响。一方面,岳麓书院的历代山长大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徒,“以洛闽正轨陶铸群弟子”;另一方面,湖南士子学者也很自觉地归宗程朱。曾国藩是湖南人,又在岳麓书院肆业,自然也不例外。

曾国藩为什么不喜欢王阳明?

二是湖南名学者大都反对阳明心学,自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以后,几乎所有的湘籍学者都对阳明心学不抱好感。以曾国藩的至交好友刘蓉为例。

刘蓉这个人物很有代表性,他既与曾国藩同里,又是湘军元老之一,还是曾国藩的亲家。但是,他虽然也位居巡抚,名气却不大;学术地位重要,却长期被人忽视。

刘蓉崇尚宋学,极力辨学术之邪正,对阳明心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。他坚持“以谓濂洛关闽实衍洙泗之传,若子静、伯安窃禅旨,乱儒宗,不当在五子列。”将程朱看作是孔子的正传,指责陆九渊、王阳明“窃禅旨,乱儒宗”,将他们排除在五子之列,旗帜鲜明地反对王阳明。

一是反对王阳明的“心即理”说,“然则良知之说误之也。且夫人之有知,盖气之精英者为之,凡其养于静而明,感于物而通,触于欲而觉者皆是也。乃其所知之理,则性实命之,由其理以发于知,虽丽于气而不预焉。”进而认为,明以后程朱理学之所以难以大倡,圣道之祚未能大明,皆因王学流行之故。

二是直指王阳明是阳儒阴释。“元明以来,阳儒阴释之家,纷然错出,其立教宗旨,既自托于孔孟程朱,而人品功业,又皆卓然在人耳目,学者不察其学术之误,昧昧以从之,朱紫淆而雅郑混,其不为所惑者几希矣。”“阳儒阴释之家”指的即是阳明心学。

学者为何附从王阳明?一是他自托孔孟程朱,二是他人品功业显著名气大,三是学者不了解其学术之误。所以,他认为是阳明心学误导了学者,致使学术界“朱紫淆而雅郑混”。

三是认为阳明心学空虚无用。刘蓉透露他以前也读过王阳明的书,看起来颇有所得,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找到所谓的“天理”,“困而有悔”,才开始读六经四子、濂洛关闽之书,以求古人所谓为己之学者”,从此以后殚精竭虑,一改气禀,振惰昏习,改过迁善,穷理致知,检摄身心,回归程朱。

曾国藩为什么不喜欢王阳明?

因此,他从自身经历入手,批判阳明心学破坏道德。他认为,阳明心学“以名节忠义为粗迹而不事躬行,以诗书礼乐为陈编而无庸诵法。私意既盛,诡道相蒙,傲然自谓足以超千圣而迈百王矣。”

“私意既盛,诡道相蒙”,这八个字批得够重了,然而,他还指出,心学盛行,导致离经叛道、渎礼悖义的严重后果而不自觉。

刘蓉与郭嵩焘、曾国藩、罗泽南等湖南理学名臣关系亲密,往来切磋频繁,观念相近,甚至包括贺长龄、左宗棠、吴敏树等湖籍学人,都受刘蓉思想的影响和感染。曾国藩、郭嵩焘、左宗棠都曾自称受其影响或启发。很多观点甚至还是一致的,如“热闹场中冷得下,纷华场中淡得下,艰苦场中耐得下,便有几分人品,几分学力”,这样的句子同时出现在曾、刘二人的文章中。

刘蓉、曾国藩等人在大变局的转折中慨然自出,以书生领兵,建立功勋,或巡抚八方,或总督天下,大展其经世致用志向,理学的“救时”意义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,反证心学的无用虚妄,为湖湘士子提供了一个可以仿效的榜样,使朝廷与社会对理学的观念为之一变。全国一度形成了讲求理学的风气,正如梁启超所言:“自此以后,学人轻蔑宋学的观点一变”。

在这种大背景下,曾国藩不可能将王阳明称为圣哲,再加上程朱理学本就是清廷官方的意识形态,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经典依据。曾国藩虽然对科举有清醒的认识,但其本人信奉程朱理学,以理学修身,以理学治兵,得益于理学多矣。

顺便说一句,32位圣哲中,为什么也没有王夫之?这也好理解,虽然曾国藩在衡阳求学时受王夫之影响,后来还亲自主持刊刻《船山遗书》,为船山精神在晚清大放异彩作出了重要的努力。但在此时写《圣哲画像记》时,曾经举起抗清义旗的王夫之还是清廷比较敏感的人物。曾国藩自不可能将其列为圣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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